东亚经济伦理的澄清与辩思:韦伯、儒家与基督新教

叶仁昌

前言
 
五十年代的东亚,就如同其他亚非拉丁美洲社会一样,是属于未开发世界,国民所得低微,产业落后、缺乏竞争力。但三十年后,至少在经济层面,已挤身进步国家之林。即使历经金融风暴和若干不景气循环,东亚社会在全球体系中,无论就经贸分工、成长率以及国家竞争力而言,都已立基于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和成长,除了归因于若干政策与经济要素外,是否有一些文化上的解释?
 
对此,「儒家伦理」是盛极一时的答桉。迄今,甚至被许多不加深思的人们视为既定结论、或是进行其他研讨之先的已知前提。然而,此一答桉却是建立在对韦伯(M. Weber)宗教社会学的误解、以及其他一连串失之偏颇的论述上。本文的主旨即在揭露其中的谬误,并进而肯定韦伯对儒家与经济之间的若干论点。
 
一、韦伯论题的釐清
 
经常,用以解释东亚经济奇蹟的儒家伦理之说,被声称是得自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的延伸应用。暂且不谈此一延伸应用是否得当,溯源而论,韦伯之作掀起了学界从马克思(K. Marx)的唯物史观转向一个重大焦点,即在精神层次的思想信念与经济行为两者之间,其互动关係究竟为何?韦伯一方面希望人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1],但同时则拒绝成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2]。然而,对于许多亚洲学者而言,更有兴趣的,则是其对于非西方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与解释力?对此,韦伯曾经提出一个钜大精采却充满争议性的问题,即在漫长的古老中国历史裡,为什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他并且断言,原因之一是儒家伦理侵蚀吞噬了其萌芽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韦伯并未认为儒家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没有说它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3]。但无论如何,韦伯上述的断言正确吗?
 
遗憾的是,在若干人士的论争中,对于问题的焦点根本未能予以釐清。韦伯的提问所针对者,仅仅是西方的近代资本主义,而非更为广义的经济发展、或是所谓的商业资本主义(mercantilism or commercial capitalism) ── 即一种只是单纯地将私人获得的资本用之于经济交换中以赚取利润的类型。
 
韦伯完全承认儒家有功利主义的一面以及对财富的肯定;他也发现中国人从商的精明以及商业活动的热络。他甚至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营利慾」和「对于财富高度的乃至全面性的推崇」[4]。但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强烈的经济盘算与非常令人慨歎的极端的「物质主义」下,中国并没有在经济的层面上产生那种伟大的、有条理的营业观念 ── 具有理性的本质,并且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5]。
 
因为,近代资本主义更是一种「精神气质」。两者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慾望的发展程度上」。它不是为了享乐或个人利益而赚钱,而是将赚钱当作是伦理上的责任或天职[6]。韦伯说,「有一些人让黄金慾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去顺从它。……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7]但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则「更多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8]。它一方面谴责对财富的贪欲和唯利是图的道德盲目,另一方面,却又将追求利润和致富看作是敬虔诚实者的信仰考验和结果。
 
据此,即使论者证明了东亚经济奇蹟得力于儒家伦理,也不能说是推翻了韦伯之论。因为,韦伯所断言的,是儒家缺乏一种将赚钱当作是「伦理上责任」的信念,而非儒家无法产生任何追求利润的动机和致富的效果;是儒家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而非广义的经济发展。韦伯一再力言,仅仅是商业活动的昌盛,未必可等同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他特别强调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特质 ── 它运用理性化的生产技术、展现理性化的组织纪律、结合理性化的法律与行政机关,以及理性化的牟利行为和经济生活[9]。试问,这确是东亚经济的真实面貌吗?当然不是。即以台湾为例,数十年的威权统治,完全不是理性化的法律与行政机关[10];企业又兼以浓厚的家族主义,严重欠缺科层体制的理性纪律,岂可名之为韦伯所谓的「近代资本主义」[11]?
 
进一步地,对于传统中国为什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还有一些学者根本批评韦伯是一种负面式的提问(negative question),并也因而造成了某种误导[12]。因为,他是从西方的历史经验来提问 ── 为什麽中国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发展?而既然问题是从负面来看的,于是在面对繁複而纷杂的历史现象时,便会倾向于找寻「负面的」、「不利的」条件;「相对的忽略了一些同时存在于儒家思想中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或因素」[13]。
 
此一批评其实似是而非。因为,提问的逻辑未必就是提问者的思维逻辑。儘管提问的逻辑是单向、偏狭,甚或带有陷阱的,但对于一个成熟练达、学养丰富的提问者,其在回答时的思维逻辑,却可以是多面向而丰富的,并超越了其中的陷阱。同样地,吾人不应该认为,韦伯已经僵硬地被自己的负面式提问所侷限甚或决定了。明显地,韦伯并不是只专注于挑剔出儒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他其实是企图就传统中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关係作出全面性的考察。提问只是迈向解答的一个工具或手段。提问的方式并不能就决定了解答的内容。
 
二、儒家的内在超越
 
既然韦伯的提问不致构成问题,那麽他的解答 ── 即儒家伦理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论断,又是否正确呢?最普遍而且广被接受的质疑,是从理论与思辩的层次上着手的,认为韦伯错误地断言儒家在个人与世界之间缺乏紧张性,因而低估了其自传统与因袭中解放、并发展出经济理性主义的力量。
 
原本,按照韦伯的看法,儒家是不必「入」世的(innerworldly),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此世」(this worldly)。儒家并没有另一个形上世界,无从发生一种由「彼世」入世的过程。韦伯因此断言,儒家是一种「对世界採取无条件肯定与适应的伦理」[14]。他强有力地说道,
 
儒教……是个理性的伦理,它将与此一世界的紧张性降至绝对的最低点。……儒教徒单单渴望一种从野蛮的无教养状态下超脱出来的「救赎」。他期望着此世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来作为美德的报偿。……他们没有超越尘世寄託的伦理,没有介于超俗世上帝所托使命与尘世肉体间的紧张性,没有追求死后天堂的取向,也没有恶根性的观念。……以此,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同样会断然拒绝去不断地背负「原罪」的重担。……通常它都被代之以习俗的、封建的、或审美结构的各种名称,诸如:「没教养」,或者「没品格」。当然,罪过是存在的,不过在伦理的领域裡,它指的是对传统权威,对父母,对祖先,以及对官职层级结构裡上司的冒犯[15]。
 
相反地,清教徒却有一个彼世,并与此世之间存在着「一种钜大的、激烈的紧张对立」[16]。清教徒一方面被要求「活在此世」(in the world)而非出世;另一方面,则被要求不能「属世」(of the world)。后者意谓着完全缺乏超越意识,只是努力于认同及结合于现世既存的结构、道德与价值体系。前者则抱持着彼世的道德与价值理念来生活于现世。
 
对于儒家来说,现世并非没有罪恶。然而,现世的罪恶并无需求助于彼世来解决。罪只是没有教养或没有品格而已!克服它只需要道德教育。韦伯相信,这导致了儒家只是「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它「从来不曾出现过任何……从一位高举伦理要求的超俗世上帝所发出的先知预言」[17]。儒家所努力者,只是认同及结合现存世界的政治暨社会结构与意理,从而缺乏一种强而有力的批判意识。韦伯说道,
 
真正的先知预言会创造出一个内在的价值基准,并有系统地将行为导向此一内在的价值基准。面对此一基准,「现世」就被视为在伦理上应根据规范来加以塑造的原料。相反地,儒教则要适应外在,适应于「现世」的状况。……不去企及超出现世以外的种种,个人必然会缺乏一种与此世相抗衡的自主的反制力。……在儒教伦理中所完全没有的,是存在于自然与神之间、伦理要求与人类性恶之间、罪恶意识与救赎需求之间、尘世的行为与彼世的补偿之间、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的现实之间的任何紧张性。也因此,缺乏透过一种内在力量自传统与因袭解放出来而影响行为的槓杆[18]。
 
反观基督教,其超越意识则为清教徒提供了衡量现世的尺度、批判现世的泉源,以及改造现世的动力。在彼世的对照下,此世当然显得污秽不堪、亟待改造。而所有的传统与任何形式的既存权威也都失去了神圣性。按着清教徒的呼召(calling),他们不得不依照上帝的道德与价值而来改造与支配这个世界了。
 
韦伯相信,上述的差异导致儒家的制慾精神(asceticism)缺乏入世性 ── 吾人或可名之为「此世制慾」(this worldly asceticism)。而遗憾的是,前者正是近代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重大关键。「只有清教的理性伦理及其超越俗世的取向,将经济的理性主义发挥到最彻底的境地。」[19]韦伯声称,虽然儒教徒与清教徒都是「清醒的人」,但后者却具有一种伦理精神,就是卑微地透过入世制慾(innerworldly asceticism)将自己和世界 ── 当然包括经济 ── 改造为荣耀上帝的工具;而前者却拒斥成为上帝的工具,而是透过传统的典籍和道德制约来自我实现,追求功名、财富、圣贤人格以及「教养阶层地位」之类的现世目标[20]。
 
韦伯这样的断言,遭到了不少学者的非议。譬如,狄百瑞(Wm. T. de Bary)就透过对于朱熹、真德秀、黄宗羲以及海瑞等自由传统的研究,批评韦伯忽略了「新儒家道德观中的内在取向性」、「看不见天是如何影响人的良心,使人在理想层次与实际境遇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紧张关係 ── 亦即是指天如何对人的境况能有控制的能力。」[21]余英时则更是以《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力作,指出韦伯因为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到新儒家,故而未能瞭解其入世性以及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者之间不即不离的紧张性。虽然这种紧张性是「内在的,在外面看不出剑拔弩张的样子。」但它确实「巨大」而「严重」[22]。由此,余英时坚称,
 
韦伯所犯的并不是枝节的、事实的错误,而是有关全面判断的基本错误。……儒家对「此世」决非仅是「适应」,而主要是採取一种积极的改造的态度;其改造的根据即是他们所持的「道」或「理」。所以他们要使「此世」从「无道」变成「有道」,从不合「理」变成合「理」[23]。
 
从狄百瑞和余英时上述的批评中,我们其实可以归纳出问题的两大关键。第一、儒家是否确实缺乏上帝或天之类的超越意识,故而无从形成与此世之间的紧张性?第二、若果缺乏上帝或天之类的超越意识,是否有其他类型的超越意识,并构成另一种特殊的「彼世」?
 
持平而论,韦伯对于儒家的讨论确实不够周延和深入。先就第一个关键问题而言,儒家虽有浓厚的人文与理性精神以及强烈的现世取向,但早自商周时期开始,中国就绝不缺乏诸如上帝或天的超越意识[24];而藉天抑君的理念,也始终为儒家的坚固传统。即使佛教兴盛流传之后,造成了儒家的天之诉求渐渐被转化或取代,但在宋明理学中,超越意识却又强而有力地复甦了起来[25]。衍生出来,于是乎存在着「政统」与「道统」之间的紧张性。
 
但细究之下,吾人也必须指出,传统中国的「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 ── 士 ── 本身来彰显。」[26]它因此十分脆弱,无力抗衡政统。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儒家也确实缺乏抗衡君权的真正义理和表现。关键的原因,实出于其在超越意识之外还增添了圣君可以代表天的理论。董仲舒的论调是最典型的例証。在他的主张下,君主对人民有一种绝对必要的成善性。天子变成了臣民的善质的实现者。他说,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27]。
 
经由这样的诠释,君王已经站稳了天人之间的枢轴地位,并握有对天意最高的解释权[28]。如此一来,超越意识又沦入了尘世人间,而其中的紧张性也化为乌有了。以此而言,韦伯声言儒家没有超俗世的上帝,同样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进一步地,也就是第二个关键问题所在,儒家是否有上帝以外的超越意识、并构成另一种特殊的彼世呢?余英时前述对韦伯的批评就陈明了此一点。他说,
 
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徒以及一般士大夫几乎都认定儒家祇有「此岸」而无「彼岸」。以宋儒习用语言表示,即是有「用」而无「体」,有「事」而无「理」[29]。
 
但在新禅宗的挑战下,不得不改弦易辙,努力建立一个属于「心性论」的「理」的彼岸世界。它与佛教不同之处在于「是实有而不是空寂」[30],因而与此世「既相反又相成」[31]。新儒家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表示这两个世界,
 
以宇宙论而言,是「理」与「气」;以存有论而言,是「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人文界是「理」与「事」;在价值论领域内则是「天理」与「人欲」。……「此世」与「彼世」一对观念既相对而成立,则其中便必然不能无紧张(tension)[32]。
 
余英时如此对韦伯的批评似乎具说服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韦伯同样可以义正词严地自我辩解,因为,新儒家所谓的天理,仍是以人伦为主轴的,而其人伦在落实上则又未能真正超越此世的家族模型。譬如,韦伯就指出,「清教徒将所有的人际关係……都评量为不过是另一种超越生物有机关係之外的、精神状态的手段与表现。」儒家则「在既定的有机个人关係裡去发展他自己」。这就是说,清教徒呈现为独立的个体,只要去面对上帝;儒教徒却必须以家族的成员身分来存在,因孝道及恭顺而有无限义务。清教徒在职业团体裡,「将一切都客观化,并将之转化为理性的经营;将一切都消融为纯粹的事业关係(business relation),并以理性的法律与协定来取代传统。」儒教徒则即使在职业团体裡仍讲究和依赖家族关係(family relation)。因此,耶稣会声称,凡遵行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家人,儒家却「拒斥普遍的兼爱」,明显地并未能从根本真正超越家族[33]。
 
试问,如果天理只是此世人伦的形上翻版,何超越之有呢?难道在新儒家的舖陈与论证下,天理是与人伦有所矛盾、并高于人伦的实体吗?显然不是,那紧张性何来呢?细究而言,余英时的内在超越之说,根本存在着错误的类比。韦伯所谓的此世,指的是社会既存的结构、道德与价值体系,譬如礼仪、典籍与家族等的传统,而余英时所谓的此世,竟是代表自私和恶性的「人欲」与「气」。两者各落在不同层次的类别范畴,对照出来的所谓紧张性也就各异其趣了。
 
再从一个角度来看儒家所谓的内在超越。其较之基督新教的外在超越,不仅程度有别,性质也迥然不同。因为,儒家所採取的进路是内省自觉,也就是透过自己的道德良心来反省和批判自己。学者钱新祖在分析刘宗周《人谱》中的自讼自责时,就发现其以自我为批判者,也同时以自我为被批判者。自我忽而在内成为被控诉的对象,又忽而在外成为控诉者[34]。
 
但问题是,在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人性趋迫下,人经常选择的是对自己有利的辩词、判断与立场。结果,内省自觉虽然会发展出自我责备或批判,却也极为可能演变成自我辩解、自我原谅、甚至是自满与自义。原来,在儒家文化中绝对而主体性的存有,是人而非天;但在基督新教中,绝对而主体性的存有,却是上帝而非人。
 
路德(M. Luther)既然宣称人的地位乃是「全然的罪人」(totally sinner),如此一来,在上帝与人之间的紧张性中,就无从发生角色互换或转移的可能。也就是说,上帝是绝对而永不妥协的批判者,自我则是永远而卑微的被批判者。这与儒家的内在超越比较起来,明显地严重缺乏转圜空间,它不仅会带给被批判者钜大的心理与改变的压力,甚至足以产生出许多佛洛伊德(S. Freud)笔下的精神病患来[35]。
 
在佛洛依德以西方为背景的的理论中,超我的主要部份,是来自于宗教规范以及绝对而永不妥协的上帝;自我则相对地只是有罪而等待审判的焦虑存在。许多西方人的存在光景,是除了忏悔与认罪外,并没有脱逃之路。所有的自我辩解、自我原谅、自满或是自义,也都站立不住。但儒家在内省自觉的道德进路下,正如钱新祖所说的,存在的却不是「分裂的自我」,而只是在不同时间和场合裡,轮流扮演控诉者与被控诉者的「完整的自我」[36]。可以说,超我不过是自我的另一种形式与化身。
 
同样地,新儒家的天理固然有其内在超越性,但在内省自觉的途径下,结果不也是一场自己审判自己的场景吗?而自己审判自己又有何紧张性可言呢?整个内在超越之说,不仅在基本上是一种错误的类比,其所具有的紧张性也被高估了。它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修正韦伯所言,却无法推翻其立论的本旨。更绝对不能像金耀基那样,将它引用来证明「韦伯这个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的发生论点是不易站得住脚的了」[37]。试问,内在超越之说能导出将赚钱当作是「伦理上的责任」此一结论吗[38]?再问,信仰宋明理学的儒家门生,会因天理与人欲之间的紧张性而呈现出追求利润和致富的旺盛动力吗?甚至,追求利润和致富的旺盛动力,不是经常被儒家归类为人欲的范畴而加以排拒吗[39]?
 
韦伯在观察的精闢和睿智是令人惊讶的,只是他的表达经常庞杂又暧昧。韦伯应该修正的是,儒家对于现世不是只有适应而无批判,但正确的是,其批判的依据只是礼仪、典籍与家族等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又从哪裡来的呢?古圣先贤。儒家确实只有伟人,没有上帝。韦伯就是由此指出儒家缺乏超越的向度(transcendental dimension),即相信支配历史发展的只是历史或自然的内在因素,而不包括现世以外的超越因素。人的意义也只存在于与家庭、社会或国家的关係中,而不存在于一层与上帝的关係中。因此,无论是对现世的建构和批判,儒家都坚持只能从现世中找到最终的合理根据。
 
三、所谓通俗的儒家
 
那麽,进一步地,如果内在超越之说并无法推翻韦伯对儒家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论断,儒家还可以依赖什麽凭藉来创造旺盛的改造动力,并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型式呢?有不少经济与社会学者避开理论与思辩层次上对韦伯的挑战,改从经验与实践的层次来主张一种所谓「通俗的儒家」(vulgar Confucianism)。
 
譬如,金耀基就声称,「随着东亚地区几个社会生勐惊人的经济发展」,此一「巨大的经验现象」已经使得韦伯「对儒家伦理之有害经济发展的假设」「受到了严厉的考验」,甚至构成了「最大的挑战」[40]。他先是引用沙泼生(Anthony Sampson)颇为感性的看法,
 
没有任何地方比东亚这些年轻国家的经济活动的速度更蔚为巨观了。它们是台湾、南韩,香港与新加坡。……是什麽东西使这四个国家从亚洲的沉睡中突然唤醒?是什麽给予它们普洛米修斯(Prometheus)之火?是什麽给予它们浮士德的野心去控制它们的环境呢[41]?
 
继而进一步介绍了康恩(H. Kahn)和勃格(P. Berger)在这些方面的讨论,并且力言,除了结构的因素以外,如果要有文化的解释,答桉就在于儒家伦理。因为「东亚这些社会属于中国文化圈,……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成素是儒家。」[42]
 
事实上,类似立场的学者不计其数[43],甚至还蔚为一股风潮。他们普遍地将焦点集中在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纪律顺从、家族传统以及集体主义等特质上;并且声称,这些特质虽然未必就是写在传统经典中的儒家思想,却是表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通俗的儒家、或是所谓民间的与「社会性儒学」(social Confucianism)[44]。这些概念所指涉的,康恩称之为「后期儒学论题」(post-Confucian thesis),意指东亚社会在儒家价值体系薰陶下所发展出来的思想和工作伦理[45]。若用勃格的话来说,则是「远于皇权所及到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伦理的那种儒家思想」[46]。勃格赞成韦伯对儒家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的看法,却认为当今东亚现代化的动力,是与韦伯所批评者不同的另一种儒家。对此,金耀基描绘道,
 
(它)是一套引发人民努力工作的信仰和价值,最主要的是一种深化的阶层意识,一种对家庭没有保留的许诺(为了家庭,个人必须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及一种纪律和节俭的规范[47]。
 
整体而言,这些学者的努力固然不乏有力的卓见和启发性,但却见更多对韦伯与儒家的误解,甚至是穿凿附会的情形。细节实无庸赘述。吾人在此并无意予以全盘否定,但其中尚待釐清的疑点实在是庞大複杂。最严重的问题是,对于东亚的企业家和经济行为,根本缺乏最起码的经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断言儒家伦理是其背后的文化因素,这只能是一个高度不可靠的猜测而已!杨君实即说道,「就连八十年前韦伯所做的工作,也还没有人去进行。」
 
事实上,如果去收集有关目前台湾企业家宗教信仰的统计资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可资凭藉的出发点,使人知道究竟是「儒家伦理」,「妈祖伦理」还是「新教伦理」影响了这些企业家的行为[48]。
 
余英时甚至因此拒绝「直接参加社会学家关于现代儒家伦理的讨论」。因为许多「关于儒家伦理和华人地区经济发展的讨论主要都是一些推测之辞。……无论是接受或否定韦伯的理论,我们最后都不能不诉诸经验性的证据。」[49]
 
这个缺失的严重性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直接涉及了韦伯建构「新教伦理」时所採用的方法学。简单地说,就是所谓的「理念类型」(ideal-type)。理念类型并不同于具「经验─统计」性质的「平均类型」,它乃是企图建构起事例的「典型」。前者只能处理那些性质相同、却程度有所差异的行为;后者则充分掌握了社会行动的特质,即高度的异质性。而这些受到十分异质的动机所影响的行为,是很难以真正意义下的「平均」概念来掌握的。正因为如此,韦伯说道,
 
透过现实过程与理念型的「距离」,使我们更容易获得关于行动者真实动机的知识。……理念型愈是尖锐而明确地被建构出来,意谓着它愈远离真实的世界,但在这层意义下反而愈能够善尽其责,达成它在型塑专门概念、进行分类和启发上的功能[50]。
 
韦伯将这个原理应用到研究上,新教伦理既是以特殊的历史经验为对象,又具有抽象的普遍意义;它是主观投射的一种心智建构,却以客观的历史经验作为此一主观建构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当这些作为建构基础的材料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时,其原先所建构的理念类型,势必也要随而修正更新了[51]。新教伦理的建构是如此,儒家伦理的建构又何尝可以跳跃经验材料,任凭想像臆测?
 
进一步地,除了方法学的问题外,将东亚归类为儒家文化区,更是极其粗糙、甚至不值一评的错误。它明显地过度化约,严重忽略了此一地区在文化上的複杂性与辩证关係。即使儒家能否独断地代表中国文化,从严谨的学术而言都充满争议;如今,儒家竟还扩张成整个东亚文化的代表,实荒唐之至。其中所反映的,毋宁是一种传统以来视其他文化为蛮夷的「儒家中心主义」。
 
更何况,自五四以迄现代,乃公认为儒家有史以来最衰微的阶段。而竟在此花果飘零的窘状下,既声称儒家代表着东亚文明的深层结构,又论说儒家支配了当前历史的巨大经济现象,显然令人错愕不解。不只是错愕不解,其中更蕴含着一种相反的可能猜想,是否正由于儒家在现代的全面衰微,使得社会中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动力获得了空前解放?若果真如此,则反而证明了韦伯对儒家断言的正确性。
 
为此,若干学者搬出了所谓通俗的儒家、后期儒学论题、民间的或社会性儒学这些新颖的概念,企图证明儒学在现代不死,只是转变了形式,改以日常生活的伦理,继续全面支配着现代人的思想与行为 ── 从伦常到经济。用金耀基的话来说,
 
在今日「后期儒学」时代,那种「帝制儒学」或「制度化儒学」在东亚地区的华人社会中都不存在,或已解构改造。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儒家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在非儒家式的制度环境裡,却找到了显示一种新的和再生的表达方式[52]。
 
但遗憾的是,所谓通俗的儒家、后期儒学论题、民间的或社会性儒学,这些概念都明显地过于模煳,欠缺说服力。它们更大的危机是经常沦为一个可以依照论述者的需要而自由予以填充的残馀变项(residue variable)。
 
譬如说勤劳节俭,为什麽可以归类为通俗儒家的内涵?它们很可能只是源自于中国人长久以来的贫穷和精耕农业的模式。在义理上,勤劳节俭也从未曾是儒家与众不同的特质;佛教肯定比儒家更强调勤劳节俭,再加上佛教在台湾的庞大势力,为何不将之归类为佛教伦理呢?此外,所谓纪律顺从,又何尝不能归类为专制文化下的法家特质?它其实更多受到东亚国家威权政体形式的影响。
 
再以金耀基所谓的香港人对家族传统的功利主义为例。金耀基声称,它是「促使香港成为成功的新型工业社会重要和有利的文化因素」。它不是在感情上去珍爱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是基于「它们有外在的有用价值」。譬如,将「亲属关係……视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来利用」[53]。姑且不论此是否确为香港的文化、及其在经济上究竟有何效用,吾人强烈置疑的是,为什麽它可以归类为「社会性儒学」?简单视之为西方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不是更妥当吗?
 
基本上,表现在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想法与行为,通常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和不同思潮交错下的综合体,并不适合直接归类为某一思想体系的内涵。尤其在全球化与多元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不同文明之间的涵化(acculturation)更加複杂。可以肯定的是,所谓通俗的儒家、后期儒学论题、民间的或社会性儒学,这些概念都将日愈站不住脚了。同样地,吾人坚信,东亚经济发展的背后必定有其文化因素作为重要的助力,但它绝不可以简单归结为儒家伦理,而必然是不同文明互相交错下形成的综合体。一味地往儒家的脸上「贴金」,恐怕反而会被认为是某种优越或卑屈的情结所致。
 
结语
 
回顾上述的讨论,无论是诉诸儒家内在超越的义理、或是立基于东亚经济成就而展开的对韦伯的挑战,恐怕都是不成功的。一方面,与基督新教比起来,儒家确实缺乏真正的紧张性以及超越的向度;另一方面,东亚经济成就背后的文化因素也显示了其複杂与多元性。当然,这些挑战的不成功并非就证明了韦伯的正确;而如何解释东亚经济奇蹟背后的文化因素也仍然悬而未决,但至少,「儒家伦理」这样一个可以琅琅上口的简单答桉该放弃了。迄今,在学者的讨论中,即使是最强而有力的家族主义解释也都有不小的分歧和争议[54]。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东亚经济奇蹟背后的文化因素,是多种文化不同程度的综合体。它们以弔诡的(paradoxical)形式互相连结。此一综合体固然包括有儒家伦理的成分,但绝非儒家伦理所可以涵盖。姑且不谈日本、南韩及新加坡的情形,就以台湾而论,吾人可以猜测,它还包括了不同程度的佛教伦理、威权文化、属于小传统的民间习俗与观念,以及大量的西方文化等成分。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分有许多甚至是与传统儒家背道而驰的。譬如,对无限利润的追求、以及对市场经济和商人的肯定。以此而言,传统儒家在现代的全面衰微,确实有可能使得社会中迈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动力,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
 
归结而论,虽然韦伯对于儒家的断言确有需要修正之处,譬如,儒家对于现世并不是只有适应而无批判,但韦伯立论的本旨则仍未被推翻。吾人可以说,儒家在传统中国或台湾,都不曾像基督新教在西方那样,真正带来创发近代资本主义的改造动力。 
 
 
 
注释:
 
 
 
[1] Max Weber,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台北,唐山出版社,民八十),页68。
 
[2] 韦伯说道,「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同上注,页146。对于思想背后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基础,韦伯始终高度重视并大量论述。称之为文化决定论或唯心论者,实为严重的扭曲。
 
[3] 根据孙中兴的归纳,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前后明白提到不利的因素至少就高达十八种。参见所着,「从新教伦理到儒家伦理」,收录于杜念中、杨君实合编,《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台北,允晨出版社,民七六),页212/213。
 
[4] Max Weber,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台北,远流出版社,民七八),页309/310。
 
[5] 同上注,页309。
 
[6] 或作Calling。这个字在德语是Beruf,有终生的职业的意思。它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即上帝安排的任务。是来自上帝的召唤。参见Max Weber,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页59。
 
[7] 同上注,页41。
 
[8] 参见同上注,页8; 36/37; 44。
 
[9] 参见同上注,页9/15。
 
[10] 按照韦伯所见,传统型支配(包括威权统治)是不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因为它的经济往往只是达成政治与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近代资本主义中那种「利润无限扩大」的观念不仅不必要,而且还经常被当作一种道德上的罪恶,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威胁了支配者所代表的社会与政治的体制秩序。第二、重要的利润之门,譬如各种规费、杂税,甚至重要的民生物资等企业,几乎都掌握在支配者及其行政干部手中。第三、管理执行的一般性格也限制了理性经济行为。他们一方面缺乏正式专业的训练;另一方面,所秉持的传统主义也对理性规则造成严重的障碍。既谈不上效率,更充满了贿赂及贪污。而「现代资本主义对于所有法令、管理及税收上的不合理性皆太敏感,因为这些不合理的制度摧毁了可估量性(calculability)。」见所着,康乐等编译,《支配的类型:韦伯选集(III)》(台北,远流出版社,民八十),页59/62。令人惊讶的是,韦伯在考察中国的时候竟然也指出,先秦时期有「经济政策却没有创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心态。战国时代的商人的货币利得,实际上可说是国家御用商人的政治利得。」见Max Weber,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页305。
 
[11] 有趣的是,韦伯竟也明白指出,新教伦理的一大成就是打破亲属的束缚,使家与商业完全分开;而中国则太重亲族的个人关係,没有企业精神,导致经济发展受到限制。Max Weber,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页304; 309。
 
[12] 参见Gary Hamilton. “Why No Capitalism in China? Negative Question i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Research, “ Journal of Asian Perspectives. Vol. II. No. 2.
 
[13] 高承恕,《理性化与资本主义 ── 韦伯与韦伯之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民七七),页213/214。
 
[14] Max Weber,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页296。
 
[15] 同上注,页294/296。另参209/210。
 
[16] 同上注,页294。
 
[17] 同上注,页217; 296/297。
 
[18] 同上注,页302/303。
 
[19] 同上注,页315。
 
[20] 同上注。
 
[21] 狄百瑞(Wm. T. de Bary),李弘祺译,《中国的自由传统》(台北,联经出版社,民七二),页7。此外,请参见墨子刻(T. A. Metzger)的立场。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 Y.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9/60; 238
 
[22]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民七六),页57; 60。
 
[23] 同上注,页58。
 
[24] 请参拙作,《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台北,久大文化出版社,民八一),第一章,「明清基督教传入以前中国政教关係的传统」。
 
[25] 再参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与徐复观合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收录于唐君毅着,《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三版(台北,三民书局,民六七),页 142/145。
 
[26] 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公司,民七一),页 56/65。
 
[27]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五〉。
 
[28] 请参见拙着对董仲舒的讨论,〈儒家与民主在诠释上的两面性〉,《法商学报》(台北,国立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民八五年八月),期三二,页66/68。
 
[29]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页54。
 
[30] 同上注,页55。
 
[31] 同上注,页57。
 
[32] 同上注。
 
[33] 本段参见Max Weber,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页303; 309。
 
[34] 参见钱新祖,〈近代人谈近代化的时空性〉,《思与言》,卷二一,期一,民七二年五月,页 17/18。
 
[35] 有关于此一方面的进一步讨论请参拙着,〈儒家与民主在诠释上的两面性〉,页75/77。
 
[36] 参见钱新祖,前文,页 18。
 
[37]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收录于所着《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页137。
 
[38] 杨君实很少见地指出了此点。见所着,「儒家伦理,韦伯命题与意识形态」,收录于杜念中、杨君实合编,前书,页254。
 
[39] 此处是有关儒家的财富思想,因篇幅所限,不再讨论,请参见拙着,《儒家的阶层秩序论:先秦圆形的探讨》(台北,瑞兴图书公司,民八五),页 164/176。
 
[40] 金耀基,前书,页137; 139。
 
[41] 同上注,页139。
 
[42] 同上注,页141。
 
[43] 譬如于宗先,「中国文化对台湾经济成长的影响」,收录于于宗先、刘克智、林聪标合编,《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5),二版。魏萼,《中国式资本主义 ── 台湾迈向市场经济之路》(台北,三民书局,民八二),页18/25。梁明义、王文音,「台湾半世纪以来快速经济发展的回顾与省思」,收录于林建甫编,《金融投资与经济发展:纪念梁国树教授第六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2002/9),页127/130。
 
[44] 金耀基,〈东亚经济发展与文化诠释:论香港的理性传统主义〉,收录于金耀基,前书,页166。
 
[45] H. Kah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London: Croom Helm. 1979)。
 
[46] P. L. Berger. “Secularity – West and East,” Kokugakuiv University Centennial Symposium 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Moderniz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Sept. 11/13. Jan 1983. 因笔者无法找到此文,此处引自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页144。
 
[47]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页144。
 
[48] 杨君实,前文,页257。
 
[49]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页60; 169。
 
[50] Max Weber,顾忠华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台北,远流出版社,民八二),页 43/45。
 
[51] 有关思想史方法论的细节,请进一步参见拙着,〈思想史方法的再思:理论与材料的整合〉,《法商学报》,期三四(台北,国立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民八七年八月)。
 
[52] 金耀基,〈东亚经济发展与文化诠释:论香港的理性传统主义〉,页166。
 
[53] 同上注,页154; 159; 163。
 
[54] 许多论者指出,光宗耀祖之类的家族因素是华人致力于经商的重要动机。这一点应是无可置疑的。但陈其南也指出,其中存在有一种矛盾性。因为按照儒家伦理,光宗耀祖只能透过诸如科举致仕的手段来完成,而不是经商。但反过来,经商致富又是供养学子求学致仕的有效手段。陈其南并不赞成家族伦理是启动资本主义的机制。参见所着,〈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观与儒家伦理〉,收录于杨国枢、曾仕强编,《中国人的管理观》(台北,桂冠图书公司,一九八八),页139/140; 141/142。张维安对明清两淮盐商的实证研究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盐商的下一代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机会进入士绅阶层,另一方面,盐商通常并不满足经济上的富裕,而常鼓励下一代子弟走向科举考试,以改变劣等于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张维安指出,这种「商而优则仕,影响了其朝向经济领域的继续累积。」久而久之,「许多商人便不再以经商为职志,而是以经商作为走向宦途之踏脚石。」见所着,《政治与经济:中国近世两个经济组织之分析》(台北,桂冠图书公司,一九九○),页57/59。
 
 
 
 
 
 
 
本文刊载于《独者Solitudo》,期三,2003年,九月,秋季号,台北,台湾基督徒学会出版,页 31/53。版权所有,引用或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